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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玩偶之家》重溫易卜生書寫的“時代之殤”

2019-12-06 19:10:53 作者:佚名 新聞來源:本站原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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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卜生的作品最初對于觀眾而言是充滿著尖銳的挑釁意味的——他把是時瑞典社會中存在的種種弊端毫不留情地書寫演繹,并在當年曾制造過軒然大波,其中的代表便是《玩偶之家》,甚至有了“此戲鼓勵婦女不顧家庭、丈夫和女兒,獨自出走。簡直是傷風敗俗”的評價,然而時過境遷,思維多元,對于娜拉是否應當出走都有了不同的合理見解,并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,衍生出更多關于社會與家庭二者間的討論。

對于大多數觀眾而言,易卜生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兩類:至今仍有強烈現實意義的,或者隨著時代進步,曾經值得叩問的諸多“司空見慣”早已被批判為意識糟粕,繼而使得作品也失去了曾經極具斗爭性的存在價值,當曾經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,那么曾經的經典劇目,在今天將有怎樣的新的解讀與意義?

在我們曾經的推送中,有專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思路:當我們將易卜生的所有作品視作一個不斷發展的整體時,曾經割裂開來的諸多脈絡方才獲得了一層全新的釋義與解讀(見“重新理解易卜生的個人主義與現實主義”),從宏觀的角度讓我們理解社會-家庭-個體三者間的依存狀態與關系,透過藝術作品,去感受時代的脈絡。


而《玩偶之家》的經典之處或許就在于,即使百年之后,在社會之外,當我們將視角回歸到家庭的層面,也不失為一個當代解讀的良好角度,并值得為之深思熟慮,剖析出更多關乎自我的觀照。

無獨有偶,正在北京人藝登場的兩部作品,都與“家庭”有著說不盡的相關性。在《關系》中,劇中的三個女性角色便顯得可愛了許多,她們了解自己,了解生活,追隨自己的意愿,選擇了自己的道路,相形之下,《玩偶之家》中的娜拉便沒有那么幸運,或許她最大的悲哀在于身處惡劣的環境而不自知,又遑論反抗與探索——這便是時代賦予個人的不同選擇所造成的各自不同的戲劇性的結果。


從今天的視角來看,《玩偶之家》中的海爾茂并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“渣男”,至多我們可以冠之以“直男癌”的稱謂,然而這樣的一個人物形象,在文本創作的年代里卻無疑有著諸多的合理性與必然性。當娜拉的出走被同時賦予了家庭與社會雙重意義的時候,即使是當時的易卜生,也無法將她的命運繼續續寫——幸運的是,當我們再次走進劇場,去欣賞這部作品時,在每個人的腦中,或許都將為娜拉營造一套完整的出路。


(攝影:李春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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